“新马克思阅读”的研究重点在价值形式问题上，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看，可以发现一条以之为主题的推进脉络，这条脉络对我们理解价值形式理论的理论内涵和意义具有一定帮助。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理论的奠基

马克思提出价值形式理论的目的，是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逻辑上展开的叙述方式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这一起点同时就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起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即认识到价值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畴的把握，货币是其表现形式。而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具体关注，则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受到以贝利为代表的学者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批判的启发，马克思意识到货币的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这样，马克思在看到了价值概念的社会内容后，进一步深化了对这种社会内容的形式表现必然性的理解，这为建构商品、价值、货币的逻辑结构提供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一章中，细致地论述了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价值形成的过程、价值的根本性质，以及价值与价值形式之间的逻辑关系。但在刊印前，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增添了更为清晰明了的“价值形式”一节作为附录。此后，在出版《资本论》第二版时，马克思又将这一附录加工，并入第一篇之中。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相关文本上的处理方式，为此后围绕价值形式问题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在马克思去世后，围绕价值问题和转型问题，恩格斯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进行过“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但这一争论还更多停留在经济学领域，在马克思那里被强调过的价值形式理论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哲学维度还未被集中凸显出来。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研究看作价值形式理论的第一阶段。

价值形式理论的重新发现

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在垄断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新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理论思想的解读也迎来了全新的阶段。相应地，价值形式的研究开始进入这一时期研究的视野，成为一个重要对象。

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上。第一个是新康德主义的方向。德国学者弗兰茨·佩特里191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最早以新康德主义的哲学方法指出了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区别于李嘉图之处。他认为，马克思在一种二元论的框架下，以文化科学的方式揭示价值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将这种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独特的东西的文化科学的内容强调出来”。

第二个方向是当时苏联学界早期对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其中，以经济学家伊萨克·鲁宾为代表。鲁宾明确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主题就是对社会形式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就表现为拜物教，因此，拜物教批判是《资本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鲁宾提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索，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理解商品和货币，以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律和国家问题。也正是在法律和国家问题上，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帕舒卡尼斯展开了对商品形式、资产阶级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的研究，这一研究也成为此后价值形式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三个方向则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其主要代表有卢卡奇、索恩－雷特尔和波洛克等人。这一方向从形式上看其实并不十分集中。卢卡奇集中于从商品形式的问题切入，通过商品形式分析，得出物化的观点。但卢卡奇事实上没有从客体的社会关系维度把握价值形式，而是立足主客体关系的维度，研究了商品形式所带来的物化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这与他此后所作的自我批判是内在一致的。索恩－雷特尔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价值形式与思维形式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他试图从价值所代表的现实抽象理解西方理性传统，这受到了阿多诺的积极评价。而同样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的波洛克，则以马克思货币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货币问题的社会哲学内涵，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基本理解。可以说，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非常关键，因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中诸多基本问题都在此时得到了阐发。

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热潮

价值形式理论研究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推动这一时期价值形式分析的重要诱因，就是对福利国家这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所展开的反思和批判。共同面对的社会历史条件，促使这一阶段不同国家、不同方法论传统的学者在面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时，获得了高度相近的观点。在这一历史阶段，价值形式理论在研究范围和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价值形式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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