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职业变动的因素，我关心的主题也随着不同时期我面临的一些困惑而变化。中国从传统到现在的变化十分剧烈，按照传统分类的“经史子集”，已经不足以应对“现代”的知识挑战。我们这一代中国学人接受教育的时期，从本科到研究生，几乎就是希望围绕这个核心，从方方面面求解中国如何顺利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毫无疑问，这是任何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所以我在中山大学兼做行政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即当时的社会学系不开“社会理论”，心里狐疑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社会理论不是“社会学理论”，当时大学社会学系基本上只开后者。我们往往把一种对社会的综合、宏观的把握，降格为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当时中山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和我们政治学专业在一个学院，我还主动请缨，说如果大家不教“社会理论”，我可以来讲。

近些年来我特别关注技术革命的问题，它和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如果说之前的技术革命是对20世纪一般技术革命的延续，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技术大革命，几乎在一个人类毫无思想准备的状态下来临。假如纳米机器人如预期一样，能深度地影响到人体的机能，当它们遍布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到底是人还是机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革命，也必将是观念的革命。过去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机械力学的世界观认为，机器外在于我们，人有独立性、主体性和优越感，现在一切都将变得不同。此外，基因技术的突破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死的界限。千百年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生死伦理和“神人伦理”是相当重要的两条基本的伦理共识。我们为什么曾经信仰神，因为它们可以规定我们，神是永生而我们会死，但如今人是否在向“神”迈进？“向死而生”是一个潜藏于我们脑中的基础观念，如今都面临挑战。

技术的变化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变化，进而也会带来政治控制、治理的变化。这种种问题激发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认为在今天做一个政治学学者，不应该满足于一些传统的议题，诸如国家怎么产生、怎么发展，如何运转，治理如何有效……而是应当始终面对变迁的世界，不断扩充视野，同时以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审视这种变迁背后的历史线索。

新京报：你提到一种历史的视野，这其实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特别谈到的一点。我们会发现，近几年关注技术-政治关系的政治学者不在少数，比如福山、桑德尔等，而且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经常使用到思想史的视角。在政治学研究中，你如何看“历史视野”的价值？思想史研究之于政治学研究有何意义？

任剑涛：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X学就是X学史”，比如哲学就是哲学史，政治就是政治学史。这个说法当然有待商榷，毕竟对一个学科的研究来讲，思想史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不管是哲学和政治学，纯粹的理论建构也非常重要。研究思想史主要是能让我们去看到学科面对的一些基本的大问题，以及每一代学者如何去想办法回答它。

比如政治学总是要思考“国家是什么”，哲学总是要思考存在、意识等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定义了一个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思想史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研究资源。所以看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其实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术审美，打开视野，是一个“取法乎上得乎中”的事情。阅读过某一个学科历史上主要学者们的重要著作，有助于建立起更好的学术趣味。

新京报：不同的学者，比如我们熟知的剑桥学派、施特劳斯学派等研究思想史的方式也不同。你近些年写了一些有关中国政治思想的文章，今年还出了有关韩非的书。具体到做政治思想的研究，有怎样的心得？

任剑涛：首先还是想提一提米尔斯。米尔斯其实也很强调我们在做具体研究前要对包括过去的研究、思想史在内的著作的“泛观博览”，然后从复杂的思想谱系中甄别出对你最有启发的思想家。比如我个人认为他特别重视的是一种“精英主义传统”，所以他特别提了莫斯卡、米歇尔斯、帕累托等。不过在这里，米尔斯的社会学可以说说中层理论，思想史基本上还是一个工具，是为了服务于他某个特定研究主题的需要。顺便一提，米尔斯对这个社会学研究的构想非常地严谨，这在《社会学想象力》的附录体现得很充分。这其实构成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因为他曾经非常直白地说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显然在强调“研究纪律”时似乎并非如此。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 网址: http://www.llsyzzs.cn/zonghexinwen/2022/0323/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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