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的书是《难产的现代：转型中国的政治思想》，主要处理的是晚明以来中国现代转变为何如此艰难的问题。中国的现代转变并非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晚明的时候西学尤其是西方古典学就逐步传入中国，为何晚明时没有获得一个比较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反响？随后我们历经朝代更迭，直至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经历都非常地曲折。中国如何在这个过程里去面对价值的冲突，并用制度的安排去解套。这些是需要集中去研究的大问题。

第二卷《博大的现代：西方的现代政治创制》主要讨论现代政治的创制问题，试图凸显西方传统-现代的连续性关系。现在很多人批评现代西方太傲慢，切断传统，自认高明，但其实现代西方主流在传统面前是谦恭的，他们对古典文化的重视并不弱。以“纳传统于现代”和“塑现代成多元”两个论域，就可以充分证明现代的博大，不是切断传统，恰恰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结果。

第三卷《瞩望的现代：巨变激荡的政治理念》讨论的是技术与政治及其相关影响问题。在这几百年间，人类习惯了科学技术似乎万能的状态，但在对其的反思上做得并不够。当所谓第三次技术革命可能让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之际，需要对技术可能打破神人、生死、物我界限的奇异结果，进行前瞻性的思考。这三卷以思想史为名的书，确实是一个“大思想史”的定位，扩大了思想史的主题和研究范围，不是循规蹈矩的传统思想史作品。

《政治：韩非四十讲》，任剑涛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新京报：对于政治思想、理论的研究，常常有一个质疑，即不得不面对理论和经验的距离——这也是米尔斯关注的问题。我想到去年塔利班进入阿富汗的时候，总统加尼的行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评论说加尼作为一名研究做得非常出色的政治学者，还曾写出《如何修复失败国家》这样的作品，却在政治实践上遭遇彻底的失败。政治学由于极强的现实指向，理论和经验的张力似乎显得特别尖锐。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剑涛：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复杂。对一个社会分工程度很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划分职业边界是一种我们需要有的共识。政治学者不等于政治家，研究做得好，政治实践效果未必好。作为一个经验性学科的研究者，政治学者自己也需要明确这种定位，按希尔斯的说法，学者不是“哲人王”，也不是“帝王师”，而是连接权力与大众的专业学者。因此，政治学者即便是介入政治实践，他也基本上是从规范性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看法而已。然而政治行动的本质就是“非规范的”，充满着偶然性的博弈。这会让遵循专业知识评论或介入政治的学者常常被现实所嘲弄。加尼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个案而已。

不过，我们也需要寻找一种平衡。一个成功的政治理论家同时也应当要对政治生活有更多向度的观察，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社会适应性”。除了要能理解自己所面对的经验，还要能吸取他人的经验，从而对现实政治具备一个较为可靠的观察能力与敏捷的行动能力。反之亦然，政治家也需要对政治理论保有必须的兴趣，能够将偶发性的政治经验升华为普适性的政治理论。但这是一种理想，很难成为现实。

采写｜刘亚光

编辑｜安也、罗东

校对｜吴兴发、薛京宁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 网址: http://www.llsyzzs.cn/zonghexinwen/2022/0323/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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